文/忍冬
前言
2012年8月3日，铜锣湾京士顿街一栋旧楼的劏房里，三十岁的赵健玲被丈夫梁广亮掐死。
报警的就是梁广亮自己，他对着话筒喘着粗气说：“我杀了我老婆。”
警察到场时，赵健玲已昏迷在床上，颈上全是淤痕，送院后宣告不治。
这宗命案背后，扯出两段婚姻、三段婚外情，一个留在内地的儿子，还有一段从云浮到香港的十五年漂泊路。
一个农村姑娘，十六岁闯深圳，一门心思要嫁个香港人，以为这样就能过上好日子。
可真嫁了，她又在婚外情里找心跳，跟几个男人纠缠，生下孩子又抛下，到头来，死在几平方的劏房里。
案子审了两年，梁广亮误杀罪成，判监八年。
她那丢下的儿子，从此没了妈。她的死，像一面镜子，照见九十年代那股内地女人嫁港的潮水，也照见一个普通女人被欲望和现实反复撕扯的模样。
南下，追一个香港梦
1998年，赵健玲十六岁，云浮农村的姑娘，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。
家里六个女儿，她排第三，打小就皮，短发，不爱穿裙子，跟男孩子疯跑。
村里人都叫她“三妹”。那年头，广东乡下不少女孩的去路就是到深圳打工，她二姐已经去了，回来时带着钱，也带着一个繁华世界的消息。
于是三妹坐上了去深圳的长途大巴。
深圳满街的高楼和霓虹晃得她眼晕。
她很快在一家卡拉OK厅当上包厢服务员。这份工不光是端茶倒水，还得陪客人唱歌喝酒，把气氛搞热。
那些年，深圳的卡拉OK是个特殊地方，很多香港男人跑来找女朋友或情人。
赵健玲长得漂亮，性子又大方，眼里见的都是阔绰的有钱人，慢慢也开始盼着自己能过上那样的生活。
没多久，一个香港来的郑先生走进了她的包厢。
他做轧铁生意，比她大十五岁，三十出头，在当年的内地算是个有钱人。
他看上了赵健玲，送礼物、给大额小费、约吃饭，很快就把她追到手。
郑先生给她在深圳租了三室一厅，每星期从香港过来陪她，衣服、化妆品全包，还给零花。两人同居两年，还带他回云浮见了父母。
爸妈见是香港人，有钱又体面，二话没说就点了头。
当上香港太太以后
2004年，二十二岁的赵健玲在香港中环一间教堂嫁给了郑先生，正式当上了香港太太。
她开始排期等单程证，一等就得四五年。
这期间她只能靠探亲签注两地跑，每次逗留几个月就得回内地续签。
郑先生对她不薄，每个月给五千港币零花，那时内地城镇职工月薪才一千出头。她不用上班，只管家务。
婚后不久她查出卵巢瘤，郑先生花了五万多港币找私家医生动手术，赵家父母感激得不行。可日子一久，她不快乐。
丈夫大她十五岁，整天忙生意，两人说不上几句话。
她在香港没朋友、没工作，连孩子也没有，生活像困在笼子里。她曾经以为嫁个有钱香港人就是一切，真过上了，才晓得这种日子有多空。
2005年回云浮过年，同学聚会她遇到了打小就认识的梁广亮。
那时梁广亮在星海音乐学院读书，抱着吉他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嗓子深情。
她心动了。当晚两人就好上了，之后每个周末她都去深圳跟梁广亮幽会，丈夫那边竟一直没察觉。
一年后，梁广亮吸毒被抓，判了四年。
赵健玲没闲着，转头又跟一个叫张立文的内地的士司机好上，2009年7月，她在深圳生下张立文的儿子。
孩子刚满月，她的单程证批下来了。
她把婴儿留给张立文，自己一个人搬去了香港。
劏房里的绝望
2011年9月，赵健玲跟郑先生离了婚。
三个月后，梁广亮出狱，两人马上登记结婚。
她成了梁太太，可这段婚姻并不如意。梁广亮脾气越来越暴，赵健玲的母亲亲眼见过他把女儿整个人抱起来想摔到地上。
2012年夏天，赵健玲提出离婚。
8月3日，梁广亮拿着双程证来香港，跑进她在京士顿大厦租的那间劏房，想求她回头。
两个人在几平方的空间里大吵，怒气冲头，梁广亮伸手掐住她的脖子，死死按了四五分钟，直到她不再动。
事后他报警自首，警察赶到时，他还安安静静站在那。
2014年，香港高院判他误杀罪成，坐了八年牢。此时赵健玲跟张立文的儿子已经五岁，再也见不到亲妈了。
她从云浮山村出发，用十五年时间在香港的劏房里画上句号。什么香港梦，什么心跳的情爱，最后就剩脖子上那道掐痕。
结语
赵健玲这一生，从云浮的田埂走到铜锣湾的劏房，用了十五年。
十六岁她推开卡拉OK的门，以为能推开好日子，可门后是阔太生活的空虚，是接连不断的情人，是生下来又丢下的孩子。
她想靠婚姻改命，婚姻成了困住她的笼子。
她想在婚外情里找喘息的缝隙，那种心跳到头来变成了脖子上那双死死扼住的手。
时代给过她一条通往香港的捷径，却没告诉她，用身体和青春换来的身份，填不满心里的窟窿。
梁广亮坐了牢，郑先生回归人海，张立文带着那个没妈的孩子继续过日子。
只有她，停在三十岁，停在铜锣湾那个闷热的八月午后。
这案子不复杂，它不过是大时代里的一粒沙，却印着一个普通女人被命运和欲望反复碾压的满身伤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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